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副院长、心血管内科教授陈养新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临床实践指南》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积极意义，但目前的证据对于降低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可能不够充分，所以一经提出，业内争论不休。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甚至是一个经济问题。降低标准可能会带来一系列问题，需要谨慎对待。

问题一：医保负担明显加重

诊断标准降低后，新确诊的高血压患者数量将明显增加高血压诊断标准下调，医保负担可能会明显增加。例如，高血压是纳入门诊慢病管理的慢病（以下简称“门诊慢病”）。除了常规的医保报销外，作为门诊慢病还有额外的报销渠道。一旦标准放宽，预计更多的高血压患者不仅需要降压药物治疗，还需要很多非降压药物，如抗血小板药物、他汀类药物、降胆固醇药物等高血压诊断标准下调，增加医保负担。

问题二：过早服药可能不利于生活方式干预

根据《临床实践指南》的诊断标准，我国新增130/80毫米汞柱至140/90毫米汞柱的高血压人群，大部分年龄在45岁至75岁之间。研究表明，降压药物治疗对这部分人群的影响并不显着。以往的一些研究，如研究对象，人群平均年龄为65岁，不能代表《临床实践指南》新增高血压人群的主体——年轻人。

诊断标准的下调也可能对这部分年轻人过早进行药物治疗有提示和指导作用（虽然《临床实践指南》有药物治疗的建议和指南）。过早使用药物降压，其实会加强大家对药物的依赖，削弱大家通过健康生活改善血压指标的积极性。此外，药物治疗的副作用也值得考虑。

问题三：被“戴帽子”心理压力骤增

大部分原本属于“边缘性高血压人群”的人突然被贴上了高血压的标签，心理压力直线上升。戴帽子和不戴帽子的性质和分类完全不同，造成的心理暗示和行为影响也不同。事实上，对于这群人来说，与其戴帽子，更需要被警告。

问题四：社区医生达标任务艰巨

对于社区医生来说，标准降低后，高血压达标率的任务将更加艰巨。社区医生平时提倡的高血压健康教育，包括运动、营养、睡眠等润物细无声的非药物治疗，因为效果不“快而准”，可能导致社区医生“急功近利” ”为了尽快达标，甚至更糟。趋向于方便“一药一药”。（张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