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2014第三届中国国际农业企业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上图为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军。（图片来源：新浪财经梁斌摄）

新浪财经报“2014第三届中国国际农业创业高峰论坛”5月25日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军出席会议并致辞。

韩军在讲话中说，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集体就农业现代化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新政策，总体框架概括为：一条或两条底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济体制;两大任务是提高农产品质量水平，加快构建农业现代化新体系;三要加快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制。

让农民感到自己是土地的主人

在打破城乡二元制度方面中央农业韩俊，韩军强调，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的，而这个“集体”指的是农民，所以要让农民感到自己是土地的主人，享受着土地的利益。

韩军表示，中国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最需要突破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我国城镇化面临的问题是土地城镇化大于人类城镇化，各级政府过于依赖土地财政，据统计，2001年至2013年各级政府土地收入高达20万亿元。

粮食安全战略首次提出适度进口

韩军说，农业现代化政策的首要任务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高农产品质量。预计到2030年，中国将有10亿人口居住在城镇，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将使食品需求发生新的变化，为国内外食品企业提供巨大的商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我国粮食自给率也将下降。

对此，韩军表示，中国的粮食安全战略应该更加透明，给国内外一个稳定的预期。中央提出，“以我为主体，立足国内市场，保证产能，同时提出适度进口和科技升级”——适度进口从未写入战略。

韩军进一步扩展，我国基本粮食作物，如小麦、水稻等，必须100%自给自足，粮食要基本自给自足，除了大豆、糖、牛羊等粮食不强调自给自足，“实施新的粮食安全战略需要一个总体框架，平衡粮食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 平衡市场配置资源作用与政府作用，平衡粮食生产与保障粮食安全的关系，平衡国际资源与合作共赢的关系。平衡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的关系。

农业企业走出去韩军建议，中国应参与全球农业竞争，

扩大出口，鼓励中国企业参与国外农业企业，增强中国农业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以下为演讲实录：

韩军：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非常感谢刘吉老师邀请我参加重要论坛，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了10年，得益于刘院长、刘院长的精心培养和他的许多重要思想，我一直在认真学习， 今天我想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论坛，讨论的话题非常广泛，我觉得老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一些最基本的政策动向，政策动向也讲了一些观点，介绍了我们的一些基本观点。

可以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十八大以来，关于我国农业现代化、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理论、新政策。

总统

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有底线思维，一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二是坚持农村基本制度，确立了两大任务：一是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二是刘吉老师讲加快建设新型农业管理体制。

第三个方面是我们的农业现代化政策，我们突出了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就是要加快打破国外特有的城乡分离二元制度。

下面我想把它分为三个方面：

一、中国作为一个

13亿多人口，我们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们的农业现代化政策，我们首先是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提高我们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中国现在正走向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 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这是全球关注的重大问题，我国城镇化进程仍在快速推进。到2030年，我们将有10亿人居住在城镇，现在已经超过7亿，这意味着未来将增加近3亿城市常住人口，所以我们DRC研究小组，我们去年做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显示，一个农民，一个农村居民到城市工作和生活， 他适应了城市的食物消费结构，他每天对食物的直接和间接消费将增加20%，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城镇化正在快速推进，这将使中国的食品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也将为国内外企业在农业领域、农业食品领域提供巨大的商机， 这是我们和世界银行的研究[微博]，我们做了一张地图，我们把所有的食物都换成食物，食物停机。那么让我们看看，中国

刚刚越过了人均一吨的线，那么让我们看看，像意大利，很多国家像巴西，甚至像墨西哥，像匈牙利都比中国高很多，当然，中国不能像西方人那样吃那么多肉喝那么多牛奶，但是我们的粮食需求还是有巨大的增长空间的， 这个数字是我们进行这种分析的最新尝试。那么

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可能会进一步下降，我们现在在90%以下，如果把大豆包括在内，那么中国领导人提出要把大米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世界主要靠中国自己来保证我们的粮食安全。

我想这句话天下人也是可以理解的。去年全球粮食贸易量是3.3亿吨，去年中国粮食消费量达到6.8亿吨，如果中国放弃粮食主要依靠国内解决方案，国际市场是无法承受的，但是我们现在处于一种新的形态，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我觉得我们现在宣布的战略应该更加透明， 给大家国内外更稳定的期望，我们目前完整的表达其实是两层意思，我们强调以我为主体，立足国家保证产能，同时明确提出适度进口和科技支撑，特别是适度进口这个词，以前从未被直接写入国家的粮食安全战略， 那么，为什么说我们对国际社会的期望更加透明和稳定呢？我们现在说的很清楚，口粮主要是小麦和大米，那时候基本是100%自给自足，我们有这个能力，粮食基本上是自给自足，我们以前说的是粮食基本自给自足，现在我们把它大大简化为粮食。

所以这意味着中国除了粮食，比如我们的油大豆，我们不强调基本的自给自足，比如我们进口的牛羊肉越来越多，包括糖，我们的糖进口毕竟500万吨，现在我们的牛羊肉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2到3倍， 我们的乳品进口是爆炸性的，一季度进口量接近100万吨，那么中国新的粮食安全战略需要建立一个整体的政策框架中央农业韩俊，这个政策框架我们把它概括为五个方面，我们需要平衡粮食的数量和食品的质量。要平衡发挥

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关系，必须平衡

增加粮食生产与保障农业生态安全的关系，既要平衡利用国际资源与实现合作共赢的关系，又要搞好自主创新，加强国际合作，就是说既强调在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又要更好地与世界合作。

所以这是一个我认为比较完整的基本政策取向，我们实施新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我们农业食品界非常关心我们农业走出去的问题，我想我们也要非常明确，我们鼓励农业走出去，我们不是要走出国门，让我们的企业以非常便宜的价格生产廉价食品卖给国内。不是这样的。我们走出去更重要的是，中国现在

要参与全球农业竞争，我们要扩大我们的农业产量，你比如我们双汇收购了田地，我们中粮现在在国外也有些企业合作成功了，有的还在合作，在谈判过程中，我们鼓励中国企业参与国外农业企业， 那么这就要提高我们自己的基地管理水平，增强中国农业企业参与国际化经营的能力，我们要打造中国自己的农业跨国企业，在这方面我们和国际农业跨国企业还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现在可以说，我们要解决中国人吃饱的问题，这个问题基本可以解决，但是如何保证只有中国人吃得安全放心呢？这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当然，我们面临很多挑战，要解决一个，我们面临的挑战更大，我们提出用严谨、最严谨的科学标准、最严格的监督、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加上最透明的信息，建立从场头到台面的全过程控制体系。

让人们吃放心的食品，这是我们政策的一个总体纲领，但要真正保证食品安全需要我们整个农业食品供应链，我们需要加强整合，特别是从国际经验来看，传统的供应链很难保证食品安全，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买卖关系，没有长期的合同， 没有互信，那么我们应该鼓励未来发展，这种协同供应链，当然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在一个企业内部完成政府供应链的整合，但从国际上看也很难，一个完全垂直的一体化供应链，应该是最理想的状态，但要做到这一点应该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协同供应链，从全球经验来看，是农业企业提升竞争力的重要工具。它也是确保食品安全的有力工具，这是第一点。

二、我们的农业

政策是关于我们农业管理体制的，在这方面的一些考虑，首先，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推进现代农业，一定要解决谁来耕种土地的问题，如何耕种土地？从全球范围看，家庭经营是农业最基本的方式之一，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家庭经营的基本立场，近年来我国各地的家庭农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几万亩，有的三五亩可以看到千亩

、三五百亩，甚至上千亩的农庄，但他采取的大多是家庭经营的方式，怎么种地？让少农民多种地，就是鼓励这块土地允许，鼓励和支持这块土地的流通，大家也非常关心我们工商企业今后在农业管理体制创新的过程中，我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的政策是鼓励城市工商资本， 发展农业和农村是和企业经营的重工业，包括设施农业，包括农业生产前和生产后服务业，当然有很多担忧，有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大家都知道，这个争论很大，因为大部分工商业资本要发展到农业和农村，而较少种植粮食。

所以从国家角度来看，工商资本以农业为主，种粮食的可能性连10%都没有，我最近在江苏调研的种水稻还不是

甚至1%，因为很明显农地的租金不是靠种植粮食来决定的，他是收入最增值、最赚钱的作物来决定的，比如现在江苏一亩地的租金是一千元，在上海郊区已经达到了1500元， 这房租1000多元，你怎么种粮食你赚不到钱，他只能从事一些经济作物，但从国家政策制定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不种粮食，我们就说的是这个粮食安全，或者我们要搞非粮食，我们说的是这个以自我为中心， 为了保证国家粮食安全，这个目的可能是徒劳的，所以我们鼓励建立中等规模的农场，特别是家庭经营的农场，上海松江在这方面是最好的。

以上海松江为例，农场规模只有10公顷左右，不到10公顷，很简单如果一块地，有种族，技术上是完全可以的，但是这个村子40、50岁的农民需要就业，他需要建立这样的10个家庭农场，规模从中国的国情来看是肯定的， 中国人口比美国多10亿，但是我们的耕地比美国少10亿亩，中国人口比印度多1亿，但是我们的耕地比印度少6亿亩，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现阶段我们还不能把土地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 这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所以对于工商资本下乡，我们的政策是鼓励的，但是现在提出要有一些规范准入政策，你先不能建别墅，不能建高尔夫球场，另外不能改变土地用途，然后我们三农政策在我们的农业管理体制上创新， 我们需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让中国农民享有越来越多的土地权，所以总书记习近平提出要认真研究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明确经营权的问题。

中国的土地现在在宪法上是集体所有制，但这是谁的集体？集体属于农民，我们要让我们的土地，农民感到自己是土地的主人，要让他享有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利益权和处置权。

所以现在我们给他起了这个权利起了个名字，这也是土地产权的一种体现。

最后，推进中国整个农业现代化，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三个农村问题，需要在加快城镇化进程中打破城乡二元体系。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城乡一体化发展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途径。我们最近研究了这个问题，哪些政策领域

需要打破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我们认为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包括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领域。另一个方面是，中国农村建设整体需要解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过大的问题。再如，中国农业和农村需要建立包容性农业和农村金融体系。但最需要突破的是土地制度和我们的户籍制度，需要推进这两个方面的改革。

大家可以看看我们这十年的城市化进程非常快，在这个过程中，土地的城市化速度比城市化的要快。

人口方面，中国的城镇化现在面临着用相对较低的价格征用农民土地的大问题，各级政府都非常依赖土地出让收入，我们的建成区从2000年到2013年几乎翻了一番，政府的土地收入高达近20万亿，我们地方政府如此依赖土地出让，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年的具体数据。

我们看2001年，我们的土地出让收入只有不到1000亿元、8900亿元，去年达到4万多亿元，占地方政府预算收入的比重，相当于地方政府预算收入的77%;1999年这个比例很低， 而且征地成本也越来越高。比如，我国目前城镇常住人口约为7.3至7.4亿人，其中户口在农村，但城镇常住人口高达2.34亿农民工及其家属，也就是说，3个城镇的常住人口中，近一个是没有户口的流动人口， 但这些人还没有融入城市，我们制定了差异化的落后政策，上海、北京这十年来，每年新增常住人口接近45万至50万，纽约华盛顿、巴黎、东京、伦敦，近百年的发展史，每年人口增量从未超过10万，所以这么大的城市聚落不可能一下子打开， 但北京每年能拿到户籍的北京已经是10万人了，我们鼓励这些中小城市逐步开放，有序放开，或者一些城市直接放宽落后限制。

农民可能并不完全关心自己在城市里能不能有户口，他更关心的是我能不能在城市里享受到同样的公共服务，所以我们认为中国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民工融入城市，而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工作为一个整体能够融入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得到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同样的待遇。

在土地方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路线是守住底线，先行先行，稳中前进，这方面的底线是集体所有制，中国现在宣布土地私有制是不现实的， 而且有路径依赖变化，中国说现在保护耕地是不现实的。我们最重要的底线之一是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在城市化过程中不损害农民的利益，解决土地增值收入分配更加公平的问题。

农民最关心的是，城市化进程这么快，土地增值收入这么高，土地收入去哪儿了？因此，我们的政策是让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不仅能够融入城市，而且可以分享更多土地的增值效益。

我今天在这里向大家汇报，谢谢！